郑板桥之“怪”

       忽而想起郑板桥的“怪”，是因为近日读到《扬州八怪》一书。据书中的研究，这个“怪”在当时并非褒义，与今天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概念有较大的差异，包含很大的贬抑的意思。对这个结论，我并不怀疑。不过我以为，又正是这个“怪”，才让郑板桥在艺坛获得重大突破，形成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清代颇有代表性的文人书画家。 
　　有人说，“扬州八怪”的问世，是在封建社会高压文化政策下出现的“异端现象”，但我以为，就郑板桥而言，其“怪”的形成恐怕与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不无关系。年轻时的郑板桥，“好大言，自负太过，谩骂不择”，被讥为“狂奴故态”。书画历来就是我国封建士大夫怡情悦性的寄托，属于闲情逸致之类，他却一反世俗，以画换钱，用以营生。当官，在人家看来求之不得，他却在作品中不断抒发退隐之意。特别是，晚年扬州卖画，身价大增，求者甚多，他俗不可耐地自定书画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而且“若送现钱，则中心喜悦，书画皆佳”，但对于一些达官贵人、盐商财主，纵出高价，现钱相求，他也不加理会，高兴时不画了事，不高兴时不画还得骂人。对此，他曾在给朋友的一幅画上题字自供曰：“终日作字作画，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起一幅纸来，此亦吾曹之贱相也。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极是不可解处。”这种做派，无疑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汉字书法，素有楷、行、草、隶、魏、篆几体，但郑板桥却不用现体。他以隶入行楷，在字体的构成上，大都少不了隶书的波磔，但又有楷书的笔法、草书的笔意，还有行书的书风，自称“六分半书”。特别是在书写章法上，犹如“乱石铺街”，歪歪倒倒、左左右右、大大小小、粗粗细细，放放收收，不成体统，但仔细看来，杂中见和谐，乱中有条理，单个如醉汉，整体像幅画。其“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宛如山峰，若干小字犹如村落、老树，俨然一幅山水画，给人一种特殊的美感。 
　　郑板桥擅画花卉木石，尤长兰竹。在作画理念上，尤其讲究以情入画，喜怒哀乐、好恶褒贬，融入花卉木石之中，因而他的所画，往往是一种品格、一种哲理、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意境、一种志趣、一种祝福。这些情味的表达，又很大程度得益于他在画作上的题跋，大胆突破“艺术以蕴藉为贵”的传统做法。所以，他的画往往亦画亦书亦诗，几者兼备。他曾为和尚侣松画了一幅兰草荆棘图，题跋为“不容荆棘不成兰，外道天魔冷眼看。门庭有径还有秽，始知佛法浩漫漫。”兰草以一种佛家慈悲之心包容荆棘，揭示出一种客观世界本来就是阳与阴、正与反、明与暗、善与恶的对立统一体的辩证道理。而画给另一朋友的竹石，通过他的题跋，则成为一种坚毅力量的象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他的诗作自称“多放翁习气”，但也曾确实追随过杜甫。在那尤为讲究格律用典的时代，他却大胆地除其陈旧套语，以白话代替古典，在诗坛另树一帜，不入伦类，但往往读来妙趣横生，甚至饱含哲理。《咏雪》可谓一首典型的白话诗：“一片二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都不见。”全诗主要由一些数量词组成，却能让人在一种平淡中品出一种特殊的味道。 
　　由是观之，郑板桥不仅人怪，而且书怪、画怪、诗也怪。这“怪”正是他不满艺坛窒息，拒绝主流，追求个性，而迸发出来的创造力，由它带来的是一种突破、一种超越、一种革新。可见，“怪”也并非都是不好。有时恰是这种“怪”，能让我们开启一片新领域，进入一层新境界，闯出一个新局面，是创新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反映。因而，对此不但不可一概贬抑，有时恐怕还得小心呵护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