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姓人文化特点

    人类每一个群体，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体了。不同的姓氏，由于其先人和今人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同，自然就孕育了不同的文化特点。正是由于各群体人们不同的文化差异，才演绎了五彩缤纷的多彩社会。

    郑姓文化，自公元前806年郑桓公受封郑国开始，就以其独特的郑氏人文和姓氏特点著称于世。“这些族姓特点，几乎囊括了中华民族所有的优秀品质，郑姓也因此得以屹立于中华巨姓望族之林”。

    抚今追昔，郑姓近三千年的历史，虽不能说郑氏文化囊括了中华民族所有的优秀品质，但郑氏文化凸显出的爱民忠国、崇文重德、清廉自律、为贤是举、遵规守法、孝悌诚信、谦和民主、敬祖尊宗等文化特点，又是中华文明精髓的主要组成部分。

爱民忠国，自得姓始祖郑桓公受封之日起至今，几乎是郑姓人出仕人员的一个明显特点。

    郑桓公“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国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史记·郑世家》说的是郑桓公受封33年，郑国老百姓都爱戴他。周幽王任命桓公为司徒，他努力安抚周王室辖地的老百姓，人民都很高兴，黄河河洛河一带的人民都很思念他。

    郑桓公自幼随父逃难，流落在偏远的山西霍县地区，父亲客死他乡，兄继位后，他才回到京城。在镐京赋闲二十多年，对当时西周末年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矛盾自然是十分的清楚。因此，他无论是被封为郑国国君，还是就任周王朝司徒，都特别注意安抚百姓。虽然他受命于危难之时，但还是得到了民众的广泛爱戴，为已经日落西山的西周王朝的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郑桓公亲眼目睹幽王无道，清楚看到周室危在旦夕，自己已无力回天时，他牵挂的是自己的臣民和家人，遂与太史公商讨郑人避祸之策。他将“寄孥”虢郐的愿望报请幽王批准，在完成“寄孥”后，他仍留在王室认真地履行司徒之职，他又挺身护驾幽王出逃，最后殉国于骊山脚下。

    郑桓公作为郑氏得姓始祖，他的爱民忠国精神，不仅是郑姓人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或许是受得姓始祖爱民忠国的影响，郑姓后裔此类人才倍出。春秋时郑子产，不仅是一代名相，其爱民忠国之举，还使当时处于内忧外患的郑国，得到有效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当时众多诸侯国，都派重臣到郑国找子产聘问治国之略。

    子产的许多爱民惠民之举，即使是今天也是值得称道的。他铸形法于鼎，教化民众懂法依法；在乡校中听取不同意见，以使政策更合乎实际……譬如国君郑简公的葬礼，要路径一家民众祖庙和守墓人房舍，按当时的礼法，是要拆毁的。但子产勘察现场后，力排众议，宁可推迟葬礼，也不拆毁居民和民庙。当有人以不拆民居，会不礼于贵宾时，子产反驳说：“诸侯之宾，能来会吾丧，岂惮日中？无损于宾，而民不害，何故不为？”《左传》。子产的忠国惠民政策，到到了朝野广泛的称赞。《左传》记载子产执政三年，郑国人歌唱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我有田地，子产来栽培。如果子产死了，有谁来继位。说明郑国人当时对子产的热爱。

    西周和春秋时，郑姓先驱们恤民安邦的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随后，历朝历代都涌现了大批的爱民忠国之士。其杰出代表有汉朝的郑当时、郑吉、郑崇、郑弘；三国和晋时的郑泰、郑浑、郑褒等等；五胡十六国时，北魏的郑尚、郑颐和郑道礼等，“为政宽简，百姓乐业，甚为所称”《魏书》；郑译为杨坚建立隋王朝，统一中国起了决定性作用；唐时的郑余庆“三世皆显宦”，当时朝廷权奸滑涣弄权，举朝逢迎，而他独立不屈，虽二度被罢相也不该初衷，他为官清廉，立身正直，勤于职事，仕历四朝，浩然归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贤相。唐人郑知贤，为政清善，吏民歌曰：“州有长史，一隅欢音，调吏如琴，养民如子。”又如郑至道，“为政宽简，为务教化，民心悦服。后秩满，邑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家松关”《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从此，“松关留郑”故事专颂至今。北宋浦江“义门郑氏”的始迁祖郑淮，鬻田千亩，惠赈民饥，仁心为质，义行可师”。宋人郑安，冒死为民请命；明人郑照，“为政节用爱人，一钱不妄费，一民不轻用”《万姓统谱》。明末清初的郑成功，文武兼备，不仅从洋人手里收复了台湾，也为祖国宝岛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爱国忠民，是历代郑姓绝大多数出仕人员共同追求的目标，在三千年的时空里，爱民忠国的郑姓人星光灿烂，已成为郑氏明显姓氏特色文化，更成为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