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变的时代，从贵族政治到价值理念都呈现出结构性变化。而郑庄公是春秋初期一位浓墨重彩的政治人物，其纵横捭阖的一生典型地折射出这一时代特点。古今文史界对其瞩目者颇多，口诛笔伐者有之，辩白翻案者亦有之，可谓人言言殊，评价标准也难于取衡。笔者私下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定位，必须兼顾彼时的客观实际，在历时的动态中进行深入的剖析，才是走近问题实质的做法。所以笔者不揣粗陋，拟就这一问题，做一番全面的梳理，努力澄清历史，还其生面。
郑庄公生于公元前757年，卒于公元前701年，励精图治42年，“小霸”的局面跃然浓出。围绕其内外经营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与现实的激荡中，郑庄公时而保守，时而活跃，时而反醒，时而疾进；变幻中又充满了互动，在现实政治中时而协调，时而冲突，与传统价值时而附合，时而剥离。
一 韬光养晦，整饬内政
郑武公死后，郑庄公于公元前743年继君位。根据《左传》武公“十年，娶申侯女武姜。十四年生庄公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1]p1的记载，又据《史记·郑世家》，武公“二十七年，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我们不难得知，郑庄公彼时不过14岁。弱冠继位的郑庄公首先面临的考验就是政治中的血缘关系，“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2]p416其生母武姜与其弟太叔段对其视若仇寇。
面对太叔段与姜氏的肆无忌惮，少年庄公选择了韬光养晦，对政敌一再隐忍。“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地势险要的制是郑始祖借以寄孥而后得以反客为主赖以立国之地。郑庄公并非一味暗弱，而是时刻不失清醒。谋臣祭仲力劝其尽早收拾共叔段时,郑庄公回答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于此,我们已见郑庄公意欲剪灭共叔段的决心是早已下定，只是待机而发。共叔段更加有恃无恐，得寸进尺。他拼命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疯狂聚集自己的反叛势力。他不但把都城建得超过“百雉，”公然违背国家制度，而且还“命西鄙北鄙贰于已。”“又收贰以为已邑，至于廪延。”当“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完成了偷袭的一切准备之后，就要和姜氏里应外合“袭郑”之时，郑庄公处变不惊，先发制人，立刻“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1]p1-2这其中思谋之周详,规模之长远又自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
郑庄公以二十年之处心积虑“翦弟”，备受后儒诟责，论者据此讥其“狠毒”。例如:宋代人吕祖谦认为“庄公雄猜阴狠，视同气如寇仇，而欲必致之死……岌岌乎险哉，庄公之心与” [3]p2-3；清代吴调侯、吴楚材在《古文观止》的点评中说“庄公之心愈毒矣”[4]p2；当代冯其庸先生也认为郑庄公是一幅“伪善伪孝,阴险狠毒的面目”。[5]p2但若从实际情形来看，姜氏本身既已体现出彼时宗法观念的淡漠，其因偏爱立私废长之心即是不争的明证。母子之情早断于姜氏“寤生”之日,手足之义已断于叔段篡逆之时,姜氏和叔段何曾不“狠毒”。
春秋之初“王纲解纽”,宗法制度开始松动,晋卫宋国都出现此类血缘关系对政治的挑战。郑庄公的努力恰恰避免了象晋国翼·曲沃那样的分裂。于郑庄克段之事,苏轼在这件事上就不简单地指责庄公,而认为“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当大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6]p66顾栋高的评价更积极:“春秋之世,篡弑相寻,往往宽假臣子,而苛责君父,于称人以弑,则曰君无道也,又曰君恶甚矣。于庄公之诛乱臣,则曰养成弟恶而杀之,使君父于凡桀骜悖逆之臣子,真有进退维谷之势。”[7]p2616这是真正拔出流俗的见识。
反观郑庄公事后的态度亦能看出庄公对血缘关系认识并非一味固执。段失败后, 郑庄公曾将母亲姜氏流放到“颍”,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吴楚材、吴调侯对此批语:“将前日恶已爱段之忿,一总发泄、忍哉!”。但庄公很快觉察到，这种处置于私于国并不合适。“颍考叔……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一旦面对浓浓亲情，不免触类伤情，“哀哀之音，宛然孺子失乳之啼”。于是，在善解人意的颍考叔安排下，“阙地及泉，隧而相见”， 母子如初，大隧内外，“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4]p4
此中情由，清吴楚才、吴调侯批为：“天性萌动”“子之真爱,可以回天。”[4]p4其实际未必尽然，彼时礼义尽管已呈颓势，但余威尚存，社会认同上仍有相当的市场。庄公深深懂得,不论从治国的需要还是从伦常的要求来考虑,他都必须与姜氏维系哪怕是表面的母子关系。隧中相认当然不能决然意味着他对传统的就范，但至少是不敢熟视无睹，作出适当的妥协是必需的。即使对于大叔段，郑庄公也曾于大庭广众之下陈情:“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其糊口于四方”，[1]p11其中丝毫不见驱逐叛逆之后的快意。可见，庄公于“亲亲”的贵族传统并无多少距离。
二 有张有弛，经营霸权
郑庄公在整饬内政中锤炼成熟，其目光也随之转向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开始对外开拓霸业。在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与周边列国的关系及与戎夷的关系上，郑庄公量力而行，相机而动，交替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的斗争艺术，其政治家的策略更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对于周王室，郑庄公给予一定名义上的尊重，为已所用；同时为保持并进一步争取在周王室的权力，又采用强硬态度。王室东迁后，周天子实力剧降，其权威在诸侯心中锐减,如在隐公十年就发生“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1]p10的事,庄公十九年又发生“卫师、燕师伐周”[1]p33之事等等。 作为王室卿士的郑庄公在春秋初期最先看到并且道出了“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天而既厌周德”[1]p11的历史性变化。但毕竟在郑庄公所生活的时代,周天子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周德虽衰,天命未改”[1]p106，尊王仍是当时诸侯国国君必须接受的事实。因此郑庄公虽对周王室抗争凌利，但每每不将矛盾极端化，为事态回旋留有一定余地，以期能继续以卿士身份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实。
暗弱周平王到晚年，企图削弱郑庄公的权力，借以钳制郑国。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1]p3作为卿士的郑庄公与王室交质，受到主张尊王抑臣的礼家的指责。诸如吕祖谦在《东莱博议》所谓“庄公之心，天下之至险也”。[3]p2《左氏传说·周郑交质》之类的评议甚嚣尘上，但在其《左氏传说·看左氏规模》条中也不得不承认“盖由平王自为不振，如郑庄公为卿士，当用则用，当废则废，何必以虚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体”[8]p1溯源所在，不能简单罗织罪名于郑庄公头上。
周平王驾崩之后，“周人将畀虢公政。”为此郑庄公极力反对。一度采取激烈做法，“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1]p3周桓王在公元前715年强硬任命虢公忌父为右卿士后，郑庄公权衡利弊后，作了退让，与齐僖公一起朝见周桓王，表示服从。以左卿士的身份继续“以王命讨不庭”[1]p10，藉以保持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 ，“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尽管王军大败，郑庄公依旧约束雅正不许追击，认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损,多矣”。并连夜派部下带着物品去慰问周天子及其群臣。杜预注说郑庄公的这种做法是“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9]p84-85可谓一语中的。此战被史界视为“礼征伐自天子出”终结的标志，很多人就此将春秋乱政归谬于郑庄公，认为其难逃始作俑者。然也有众多人士如清人马骕从实际出发认为彼时“其于君臣、母子、兄弟、邻国之间，莫不内肆奸贪而外为恭顺”[10]p21。其事不宜被孤立看待的，人为地将其无限放大。
在对周边列国的战略上，郑庄公表现得更为灵活。他打着“以王命讨不庭”的旗号，联合实力较强的齐、鲁，而对宋、卫采取攻势。从地缘上看，恰恰是符合后来的远交近攻战略。鲁隐公元年和二年（公元前722年和721年），郑庄公曾以王命两次伐卫。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因“宋公不王，”而“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1]p6-7鲁隐公九年（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1]p9鲁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齐人、郑人入郕，讨违王命也。”[1]p10以上事实说明，郑庄公很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借天子的名义以讨伐异已，从而清除郑国向前发展的障碍。
而若从战争起因年，郑庄公每每讨伐别国多是因为别国曾无理进犯。如：
隐公元年冬：“郑公叔之乱，公孙滑（大叔段之子）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1]p2-3
隐公二年：“郑人伐卫，讨公孙滑方乱也。”（即元年取廪延之乱也）[1]p3
隐公四年春：“宋殇公之即位也，分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呈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妖害（公子冯），君为主，敝邑以赋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秋，侯复伐郑……取其禾而还。”[1]p5
隐公五年“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1]p6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致郑人讨伐的，如：
隐公六年“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1]p7
隐公十年六月郑师以王命讨宋，入郜、防，入而不取却命鲁取之。[1]p10
隐十一年：“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败而还。”[1]p12
“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郛也。”[1]p12
所以郑公连年兴师，内无怨言，而外有霸名。同样“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1]p13以至在变乱中被臣下杀死，而国人无人问津。郑庄公在对列国战争中不以掠地为目的。最显著两例。其一在隐公九年,郑庄公以王命讨之宋。联合鲁国和齐国，击败了宋军,攻克了“防”和“郜”两处地方。战后郑国把两地献给了鲁国。其二为灭许之役。隐公十一年,许国政治混乱。郑齐鲁三国联军去攻打许国。郑国部队首先攻入了许的都城。拿下许国后,鲁齐两国,让郑庄公全权“受降”。郑庄公综合考虑了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决定重建许政权。以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 ,用公孙获处许西偏。他希望不得让别的诸侯“实逼处此”来危害郑的安全。他认为重建许国,不仅对许人有利,而且也是巩固郑的边界的有效措施。所以《左传》给予其极高的评价：“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治,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1]p11郑庄公在尊重传统与现实需要间都得到了认可。
更为重要的是郑庄公在霸政中祭起了“戎狄是膺,荆楚是惩”[2]p415的“攘夷”旗号。两周之际，四夷交侵，“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11]p1929北狄山戎活跃于关陕到太行，构成了华夏各国的严重威胁。周王室无力领导反夷斗争，其王使动辄被狄人所劫。鲁、卫之类更无法招架。在现实形势面前，“德以中国，刑以威四夷”[10]p92的传统观念得到了广泛认同。身为卿士的郑庄公就是在这种人文环境中岌岌以攘夷为已任。郑庄公先后取得两次反戎战争的胜利。公元前７４１年,北戎侵郑。传统的“车战”在剽悍的骑兵面前总是失利。战前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创造性地运用伏击战术,把敌人分段截割,各个包抄,一举全歼,获得了春秋史上反戎战争的第一次全胜。前７０１年夏,山戎又大举侵齐。齐国向各诸侯国求援。各国派大夫率兵助齐“防守”，郑庄公让太子忽率师驰援。太子忽指挥联军“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10]p35迅速地解除了困扰这个东方大国的戎患。
郑庄公对南方楚国来的威胁,也保持着高度警惕。《左传》“桓公二年（前７１０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1]p14这时的楚国,在武王通的领导下,以江汉地区为基地,并吞了大批姬姓小国和“蛮”族小国,向江淮地区推进,步步逼近中原。在华夏各国看来,这无疑是“荆蛮”向华夏的进攻,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当时处于阻遏荆楚地位的前沿国家,只有蔡、邓等某些小国,当然有联合御楚的必要。郑庄公认识到这一潜在的威胁,就会同蔡侯,去到邓国,商讨防楚大计。这一“前线会盟”的实现,显示了郑国在当时“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
正是郑庄公的努力经营，郑国在春秋初期呈现“小霸”的局面。霸政固然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产物，是对“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种反动，但这种更替是时势涌动下的顺然，特别是在后者已然失效的前提下，前者作为秩序的试探而出现的，不能囿于传统道德或价值是横加非议。以古薄今的做法与刻舟求剑无异。同时也应看到后者不是想当然地建立在沙滩上，而是与前者有割舍不断的历史联系。对前者有批判当然也有继承，新事物在成长中与旧秩序时而激荡冲突，时而协调附合。作为春秋初期典型政治人物的郑庄公，是这一互动的聚焦。他所运用的方略与手段,所体现的斗争风格,所贯彻的行为准则,所取得的斗争成果,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春秋政坛的风貌,所预示的历史发展方向,甚至是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命运无不具备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霸主”特色。在烽烟四起,波谲云诡的时代，列强环伺之下，郑庄公收放自如于传统与现实间，开拓进取的形象理应得到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