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铜像  

郑观应黑白像 

 郑观应全家福

     郑观应故居1903年建造，位于三乡镇雍陌村

        郑观应（1842年7月－1922年5月），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号待鹤山人或罗浮偫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雍陌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实业家。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郑观应自小受身为读书人的父亲所教育，惜童子试未中。咸丰八年（1858年）他16岁时奉父命到上海学习经商。[1]17岁在上海外商洋行工作的时候，他入英华书馆夜课班学习英文两年。[2]1860年成为英国宝顺洋行的买办，并勤修英语，对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等有更深之认识。[3]同治七年（1868年）起，他同别人合伙经营茶栈以及轮船公司等。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受聘为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总理。1880年他编订《易言》一书，在自强运动期间，他提出“商战”（即在商业上学习西方），并建议采取君主立宪制。同年，他离开太古，并受直隶总督李鸿章之托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及上海电报局总办。光绪七年四月（1881年），他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任内，他建设了津沪电线，并组织翻译出版了《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供各地电报局使用。他还因为大北电报公司所用电码本字码过少，而对电码本进行扩编，出版《四码电报新编》。1883年他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
    1884年，他因轮船招商局与太古轮船公司经营不善以及员工中饱私囊等所累，身心俱疲，遂退居澳门，居住于其郑家大屋中，潜心修订《易言》，亦即后来的名著《盛世危言》。1891年，他出任开平煤矿局总办，翌年调任招商局帮办。1894年，《盛世危言》完成。
    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建立，郑观应则专注于发展教育事业，历任招商局公学驻校董事、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
    1922年5月，他逝世于上海。
赋税思想
　　郑观应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认为“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他否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要求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争国家之主权。指出“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徒，越俎而代治乎？”他指出关税自主的重要意义“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神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郑观应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促进我国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他说“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遇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如此”。他认为清朝进口关税税率太低，应“重订新章，一律加征。”郑观应的重商思想还体现在他的裁厘主张上。他指出“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厄，勿搜刮税厘以病民而自病”。他列举了厘金税的十大弊端和桅，指出“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名实相副，是损于民而犹利于国”，认为“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他还借鉴西方印花税制，提出以印花税代替厘金税的设想。
商战思想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 
　　郑观应在郑观应这里，“商战”系对应于“兵战”而言。兵战，指军事冲突。商战则指在市场上进行竞争。他的名一言是在他的另一部名着《盛世危言》中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说的是学习西方，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象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进行“商战”，就是从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易言·论商务》己指出：“原夫欧洲各国，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盛世危言·商战》中更指出：“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利彼。若有商而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己。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
　　郑观应强调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在《商务》篇中他更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坐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商战，必须根本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和士农工商等级结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此，郑观应特别抨击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固守传统观念，己成为工商业发展即进行“商战”的重大障碍：“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胺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商战，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现代商务人才，即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他们都能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篇中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原因就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司而下在商。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细也，为秦人视越人之肥膺，私真虽充，利源己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珍域己分，厚己薄人，伎求无定，心不齐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郑观应的观察是如此深刻，以致在一个世纪之后，他所揭示的这种在上之弊与在下之弊还随处可见。为改变这一状况，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及相关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质，郑观应要求在中央于六部之外特设商部，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蔺，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局董，支撑和保护工商业者发展实业，“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同时，“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篇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贫者可富，废者可兴。”同时，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毋恃官势，毋杂绅权”，由他们自己研究谋画，决定兴废，以使“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这里，当然不乏理想主义，未免太乐观了一点，但是，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这一清醒的意识进一步说明，在郑观应这里，“商战”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识。
教育思想
　　郑观应尖锐地抨击长期以来，中国“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惘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他更一再加以批评，指出：“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L、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为适应科举而学习，“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贴之专工，汩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
　　怎样改变这一状况？郑观应认为，首先应当广建学校，“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厂之大本也。”要象德国那样，“学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决普及义务初等教育问题：“乡塾散置民国，为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然后，通过通商院、实学院、技艺院深造，杰出者再入太学院学习。郑观应指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十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为此，他建议：“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并通伤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报部奖励。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
　　广设学校， 郑观应更要全面改变教学内容，以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和人们的既有观念。他在《西学》一文中痛斥一此“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实是误国误民。他介绍西学分天、地、人三类。所谓天学，“以天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凡此，皆是有益于国计民生之学。郑观应还指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应用性强的各种学问，都以基础性的学问为根基。西学还有一个根本性特点，这就是“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凡此，郑观应认为，都值得中国师法。“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领顽。”为改变人们陈陈相因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除发展学校教育外，还需大力发展社会教育。郑观应指出：“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一有三事：曰学校，日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兴办各种报章杂志，出版各种图书，建立一大批报社和图书馆，便成为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报》篇，专论厂设日报在“通民隐，达民情”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主张各省创办臼报，以使“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同时，通过报纸，使诸者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事；有《藏书》篇，专论各省应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即图书馆，“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
哲学思想
　　1986年，朱光甫发表的《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较早对郑观应的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的论述。作者指出《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郑观应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中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包含有联系、发展的思想特点。作者认为，就哲学史而论，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1992年，方志钦发表的《郑观应《道器》平议》，则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书的首篇，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击之作；《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的一面，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作者指出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作者认为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指出郑观应的世界观非常复杂，并从思想来源、哲理、践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郑氏世界观与社会政治观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强调郑观应服膺“道不可变，器可变”的传统观点，写了区区一篇《道器》，不过重复前人学说，并无创造发明，实为表达之作而已，对《盛世危言》全书主旨无实质性影响。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是“器”，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才是变的实质。
文学思想
　　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思彬就已发表《郑观应的反美诗歌》，对郑观应的诗歌进行初步的介绍，但直至80年代之前，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政治、经济诸方面。80年代之后，研究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诗歌领域，在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着作中，对郑观应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曹思彬的《爱国诗人——郑观应》，也较早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90年代以后，邓景滨先后发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作者先全面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指出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其次，对郑观应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类，指出其中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最后，论述郑观应诗歌的特色和价值，指出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认为郑观应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
　　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值的是实业诗，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揭示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此外，《郑观应诗选》精选了郑观应各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助于了解郑观应诗歌的概貌。
　　纪念郑观应的邮票《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分“图像篇”、“研究篇”、“评议篇”和“资料篇”四部分。其中以“研究篇”和“评议篇”为全书重点，最富学术价值。“研究篇”以《郑观应的文学地位》为开卷，提纲挈领地点出郑观应在散文、诗歌和小说三类文体上的成就，确立其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接着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特色和价值，并且还对郑观应关于澳门和邓世昌的诗作进行论述。“评议篇”则收录10多位学者对《实业诗人第一家》及《郑观应诗选》的评论文章。
　　郑红群的《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试论郑观应的诗作》，也对郑观应诗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进行论述，指出其诗歌具有革弊自强与忧民自怜的文学精神，慷慨激昂与恬淡清和的文学风格、不事雕琢、质朴无华的语言特色。李文初的《关于郑观应诗歌的评价问题》，]则在肯定郑观应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实业的作品，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分析了其诗歌在艺术上的缺陷及其原因。
    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着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也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便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便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在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之后，郑观应深为感慨地写道：今朝廷有更新之诏，微闻主议者略举数端曰：亲贵游历；科举改章；广设学校；考取优生，肄业泰西，各专一艺；讲武备；开议院；改律例：定商律、报律；开报馆；译西书；改官制；设巡捕；广邮政；维持圈法；广开矿产；行印花；用民兵；重农工：保商务；开银行；行钞票等事。凡此皆二十年前余《易言》、《危言》中分类论及，惜守旧者恶谈西法，维新者不知纲领，而政府志在敷衍，惮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只知安富尊荣，保其禄位。
　　郑观应为他的许多见解未更早为人所接受，许多主张未更早在实践中被实施而感到难受。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启蒙者的可贵也正在于此，因为他们比较早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郑观应的《易言》与《盛世危言》，特别是《盛世危言》一书直接启迪了在中国后来历史发展中领导时代潮流的三位伟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光绪1895年也读了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还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书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